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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四中南石谷分校记忆

发布日期:2014年09月26日   来自:淄博晚报2014.9.25A30版   作者:李刚   浏览量:5706次

 

 

  ○李刚

  前几天,从淄博晚报上读了一篇谈古文字的文章,作者司继庆,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。往事再一次历历在目。

  “文革”期间,升高中不考试,推荐。每个村只能推荐三五个学生,往往是村干部的子女或亲戚,我本来是没有希望推荐上高中的。似乎是鬼使神差,38年前的夏天,淄博四中在查王公社南石谷村办分校,村里的孩子全部都能上高中。今天回想起来,深感幸运。

  语文老师司继庆、数学老师彭绵宝每天骑自行车赶10里路来到南石谷分校。物理老师杨长仁,化学老师丁贯一,隔天来一次。几乎是每次,丁老师用自行车驮着装化学仪器和药品的木盒来。

  时值唐山地震,一天上午,从小学到高中的全体学生和老师都坐在院子里,听杨长仁老师作关于地震的科普讲座。杨老师风趣幽默,就像在说单口相声,院子里爆发出一阵阵大笑,引来大量村民驻足旁听。

  高一的时候,我们分校两个班的学生来到孝妇河大桥工地劳动,在四中的会议室打地铺。有一天傍晚,收工归来,伙房开水炉的水龙头关了,门锁着,百十号人聚在门外,晚饭喝不上水。住在附近的司老师闻讯赶来,多方打探,无人知晓锅炉工的去向。司老师因愤怒而脸色绯红,一气之下,撬开窗子,亲自跳进去,打开水龙头。平时,司老师是我所认识的最斯文的人,此刻,司老师的愤怒源自对学生的疼爱。爱之深,恨之切。

  北大教授曹文轩曾经感慨道:“文革”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,然而这场灾难却给他这个穷山村里的放羊娃带来了幸运。城里的最优秀的中学老师被发配到他的穷山村,他有幸接受最好的教育,恢复高考的时候,1978,他考上了北大。我的境遇与曹文轩十分相似。1974,我上初一的时候,毕业于山师的马保南老师来到我们村。在那个年代,初中阶段遇到具有本科学历的优秀老师,是何等幸运啊。高中的时候,又赶上淄博四中的老师到村里来办分校。高中毕业的时候,恰好又赶上恢复高考。真是三生有幸,冥冥之中若有神助。1978,四中十一个毕业班,600,考上了9个本科,我是其中的一个。同学高星比我多考了40,上了清华大学。比我少考了40分的同学,上了淄博师专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,分校撤并,我幸运地来到城里的淄博四中校本部上课。在这里,我遇到了潘荫浩老师,遇到了苏家茂老师。苏老师讲的内因、外因,量变、质变,至今记忆犹新。第一次遇到潘老师,是在分班考试的考场上,他是监考老师。当时正在考语文,他站立在我的桌旁很久。交卷的时候,这位魁梧的老师微笑着,用悦耳的男低音说:“你的作文写得真好!

  那一刻,我的肚子里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往上涌,沉浸在一种奇妙的感觉里。几十年以后,我研究教育规律的时候才知道,那就是赏识的力量,那就是对人的潜能的唤醒,那就是兴趣的源泉,那种奇妙的感觉叫自信。

  两天以后,潘老师成了我们理科三班的班主任,化学老师。当时,我的化学很差。

  那时候,全家8口人,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挣工分,我是家里的老大,10岁就开始,在养家糊口的重担的压迫下呻吟流汗。每天,凌晨4,我被父亲从睡梦中叫起来,挎上篮子,去石谷煤矿的矸石山拾炭。拣来的块煤积攒起来,100斤换5斤黄豆,贴补家用。因睡眠不足,上课常常打盹,化学课不及格。潘老师的赏识,激发了我学化学的斗志。星期天和寒假,都是在矸石山上度过的,在拾炭的间隙,我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,背几个化学方程式。1978年的高考,化学满分是100,我考了98分。我一生中吃的第一个油煎溏心鸡蛋是在潘老师家里,那是他对我的奖赏。

  高二的时候,我曾经住在高一学生的宿舍里。临近高考,高一放假,空荡荡的大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,全部的蚊子集体来叮咬我,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傍晚,天正在下雨,我去司继庆老师家,借了辆自行车,借了个雨衣,冒雨往家赶。路上的积水半尺深,自行车在雨里淋,在泥里滚。那个年代,一辆自行车比今天的一辆奔驰轿车更珍稀,当时,司老师有着怎样慷慨的胸襟啊。

  1974,马保南老师搬家到南石谷村,我分享了他的藏书。马老师送我一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《彷徨》。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,大家都忙于闹革命,很少有人静下心来读书。然而,正是那些读过几本名著的人,恢复高考的时候,抓住了机会,往往都成大器。今天,低头读微信的人多了,心静如水地读书的人少了,大家都不读书了,这一点与文革十分相似。今天的学生,如果谁能够用别人玩微信的时间读名著,五年以后,十年以后,他将鹤立鸡群。读名著是与伟人对话,读微信是与俗人聊天。威尔杜兰特说:“倾听天才的声音,你就人很容易成为天才。”同理,与俗人聊天,你就很容易成为俗人。

  每每想起老师,长存报恩之志,然而,何以报答?我常常勉励自己:努力,努力,再努力,有朝一日,有能力报答师恩。